一起 NFT 数字藏品平台涉刑案件的完整办案复盘

撰文：许倩、段泽宇

引言 | 当新兴业态遭遇传统刑法

近两年，虚拟货币、NFT、数字藏品相关案件，已从早期的行政合规风险，逐步演变为刑事风险高发领域。

在实践中，大量案件在立案初期即被直接定性为「诈骗」。但随着案件进入证据审查与构成要件分析阶段，往往会发现：表象之下，仍存在较大的辩护空间。

本文以曼昆律师事务所办理的一起 NFT 数字藏品平台涉刑案件为样本，系统复盘案件从定性争议、证据拆解到最终取得不起诉决定的全过程，并提炼其中可复用、可迁移的实务方法论，供法律同仁参考。

案件定性之辩：是「诈骗」，还是「宣传失控」？

（一）基本事实：一次失败的营销，触发刑事立案

2022 年，某数字藏品平台为提升销量，推出营销活动并对外宣传称：

「藏品销售收入将进入奖池并按规则分配，奖池金额预计不低于 100 万元。」

活动结束后，受市场环境变化及销售不及预期影响，实际可分配奖池金额仅为数万元。部分投入较多的用户认为平台存在欺骗行为，继而集中投诉举报。

公安机关介入后，以涉嫌诈骗罪立案侦查。

（二）律师的初步判断：三个区别于典型诈骗的关键信号

在系统阅卷与事实梳理后，律师团队迅速提炼出本案与传统诈骗案件明显不同的三点特征：

商业行为真实存在

平台并非空壳运作，数字藏品来源合法、真实发行、可交易，且平台在案发前后均保持实际运营状态。

宣传用语存在模糊，但并未虚构项目本身

宣传中使用了「预计」等具有未来性、预期性的表述，但未捏造不存在的项目、规则或收益模式。

结果严重，但更像商业冒进而非非法占有

用户损失客观存在，但结合整体行为模式，行为人的主观状态更接近对市场判断过于乐观，而非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

基于上述判断，律师团队对案件作出核心定性结论：

本案更接近「宣传失控型风险」，而非「诈骗型犯罪」。

这一判断，成为后续全部辩护工作的起点和逻辑基石。

辩护核心：不纠缠「结果」，而是拆解「构成要件」

在涉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类案件中，辩护容易陷入围绕「是否骗钱」的情绪化争论。但在刑事审查逻辑中，真正起决定作用的，并非结果本身，而是构成要件是否被证据完整证明。

基于这一认识，律师团队将全部工作聚焦于以下三个法律问题——

这也是我们在同类案件中反复使用的一套「核心拆解路径」。

（一）是否存在「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辩护焦点

涉案资金是否被非法占有、转移或个人处分？

证据组织路径

调取并展示平台长达一年的真实运营记录，包括人力、技术、服务器等持续性投入；

提供完整的公司账户资金流水，证明销售收入主要用于平台经营，未出现个人挥霍、抽逃、隐匿资金情形；

呈现活动结束后平台仍在推进后续运营及用户沟通、补偿方案的客观事实。

结论

全部客观行为均指向「持续经营目的」，而非「非法占有目的」。

这一步，直接动摇了诈骗罪成立的根基。

（二）是否存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欺骗行为？

辩护焦点

「预计不低于 100 万元」，究竟是虚假承诺，还是商业预期表达？

证据组织路径

调取平台前期市场分析资料，证明「100 万元」系基于当时市场热度作出的预测，并非凭空编造；

对比同期行业内类似营销活动，说明「预计」表述在行业中具有一定普遍性；

强调现有证据无法证明负责人在宣传时，明知该金额绝无实现可能。

结论

该行为更符合夸大宣传或民事、行政层面的不当宣传情形，尚未达到刑事诈骗所要求的「虚构根本不存在事实」的证明标准。

（三）用户损失，是否直接由「欺骗行为」所致？

辩护焦点

用户购买藏品，是因陷入错误认识，还是基于对藏品价值及市场风险的综合判断？

证据组织路径

指出用户协议中已明确提示数字藏品价格波动及市场风险；

展示部分用户在活动后期、奖池金额明显不足时仍继续参与交易的事实，反映投机因素的存在；

论证市场行情急剧变化，是损失形成的重要外部原因。

结论

难以建立完整的刑法因果链条：

「欺骗行为 → 错误认识 → 财产处分 → 非法占有」。

用户损失系多重商业与市场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延伸思考】刑事诈骗、行政违法与民事欺诈的边界

本案的实质争议，落点在刑法谦抑性原则的适用。律师的核心工作，是完成一次精准的「法律定性迁移」：

刑事诈骗：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根本性事实；

行政违法（虚假宣传）：为促成交易进行夸大、误导性表述；

民事欺诈：使相对方陷入错误认识的不实陈述。

成功的刑事辩护，往往不是否认问题，而是把问题放回应当适用的法律轨道。

黄金阶段与致胜动作：审查起诉阶段的方法论

（一）为什么说审查起诉阶段是「黄金窗口」？

律师介入时，案件已移送检察院。此阶段具有三个显著优势：

侦查卷宗已基本固定，可全面评估证据结构；

检察官尚在独立审查、形成心证阶段；

案件定性仍存在实质调整空间。

律师的核心价值在于：提供一套不同于《起诉意见书》的、逻辑自洽的案件分析框架。

（二）战术重心：重构证据评价顺序

阅卷后发现，侦查机关存在「重结果、轻动机；重言词、轻客观」的倾向。

据此，辩护策略转向对证据结构的系统重组：

优先论证主观目的是否成立；

以资金流水、运营记录等客观证据，对抗「感觉被骗」的言词证据；

最后再评价损失结果，并将其置于市场环境背景下解读。

这一调整，本质上是在引导检察官用另一套逻辑重新「计算」案件。

（三）关键工具：一份「可直接被采纳」的不起诉意见书

本案提交的《不起诉法律意见书》，其价值不在于篇幅，而在于写作思路：

每一处事实指控，均对应明确证据页码；

每一个法律结论，均回归构成要件分析；

每一个行业争议点，均提供「非刑事化」的解决路径。

这份意见书的目标，并非单纯说服，而是降低检察官作出不起诉决定的判断成本。

（四）风险闭环：不起诉之后的延伸处理

不起诉并非终点。律师团队同步协助客户完成风险延伸管理：

行政层面：就宣传用语问题，提前准备整改方案与申辩思路；

民事层面：制定分级用户沟通与补偿预案，避免矛盾外溢为群体性诉讼。

真正有效的风险化解，应当实现：刑事阻断、行政缓和、民事消化。

案件结果：在两次退侦后走向不起诉

在持续、专业的沟通下，本案先后两次被检察院退回补充侦查。

「退侦」本身，已表明原有定性和证据结构难以支撑起诉。

最终，检察机关依据《刑事诉讼法》第 175 条第四款，以「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为由，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

给法律同仁的三点核心启示

新兴领域案件，本质是「定性之战」

律师要争夺的，是案件被放入哪一个法律叙事框架。

构成要件是最清晰的作战地图

与其纠缠事实情绪，不如围绕构成要件组织证据。

审查起诉阶段，是影响案件走向的中枢战场

一份站在检察官视角撰写的高质量法律意见书，往往是决定性因素。